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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瑪希....

越獄的故事

發表時間:2023-10-16 點閱: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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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一個極為愚蠢的軍事決定即將改變邱吉爾的人生。天剛破曉,埃斯科特駐地的英國指揮官上校查爾斯・隆恩(Charles Long)派遣上尉艾爾默・哈爾達搭乘巡邏的裝甲列車外出,列車上有一連都柏林燧發槍團(Dublin Fusiliers)與達蘭輕裝步兵(Durham Light Infantry),分別坐在三節車廂,並帶著七磅艦炮。他們沒有與騎兵同行,後來巴勒表示這個決定是「不可思議的愚行」。邱吉爾不需要去遠征,但是如同他後來承認,他渴望「麻煩」,並告訴阿特金斯,「我有種感覺,一種直覺,如果我去,就會發生什麼。不合邏輯,但我知道。」阿特金斯錯失這個機會,《泰晤士報》的南非戰爭主筆利奧波德・埃莫里,也就是邱吉爾在哈羅公學的同期學生,也錯失這個機會。

對波耳突擊隊員的領袖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來說,那輛列車簡是直是囊中之物。他讓列車往北開到契夫利(Chieveley),列車回程接近布勞坎次河(Blauuw Krantz River)的彎處時,在鐵軌放置大石。雖然他們去契夫利的路上已經看見博塔的人,邱吉爾說服哈爾達不要回頭,所以波耳人有足夠時間埋伏,他也要負部分責任。後來他告訴陸軍少將H・J・T・希爾德亞德(H. J. T. Hildyard)一個故事,強調他和哈爾達當天的傲慢,承認「他們信心滿滿闖進波耳人的地盤,不僅沒有意識他們身上帶著槍,還想教訓他們」。當列車撞上大石,不知怎麼,火車頭還在軌道上,三節車廂卻出軌,而且最前面的車廂完全脫離軌道。波耳的炮兵和狙擊手朝著翻覆的車廂發射大炮與子彈,過沒多久,艦炮便沉默下來。

邱吉爾展現極大勇氣,帶頭指揮部分生還者走到鐵軌,接著花了半個鐘頭推開兩節翻覆的車廂,淸空軌道,以便讓嚴重損壞的火車頭帶著五十名身受重傷的生還者逃回埃斯科特。同時他留下,集結剩下受困的人,重整與對方相比數量懸殊的軍隊。他置身連續不斷的戰火,前後大約九十分鐘。波耳的狙擊手以準確出名,他能活著實為幸運。回到埃斯科特,阿特金斯見到十幾名逃出的生還者,拼湊發生的事件。「我們聽見邱吉爾在殘骸之間四處走動,子彈不斷打在鐵壁上,他徵求志願的人解開火車頭; 他說『大家冷靜』,然後又說『我的報導將會非常有趣!』當火車的駕駛擦破頭,準備逃走時,他跳進去幫忙,對他說『沒有人會同一天被擊中兩次』。」(十一年後,邱吉爾推薦這名駕駛和他的鍋爐工獲頒阿爾伯特獎章。)那些搭著火車頭成功逃出的人,都將他們的獲救,歸功給仍和多數軍隊待在原地的邱吉爾。

火車頭走了以後死了六個人,剩下的一百二十人中有三十五個受傷(超過三分之一的死傷人數,甚至比恩圖曼進攻更高),剩下的人除了投降外別無他法。邱吉爾後來告訴阿特金斯,波耳人把戰俘綁起來,「就像牲畜!我生命中極大的羞辱!」⑶後來邱吉爾說他被路易斯・博塔俘虜,但當時博塔在別的地方。相較極為値得稱讚的表現,那只是小小的口誤。幸運的是,他被抓的時候沒有攜帶任何武器,因為他在移動車廂時把毛瑟槍放在火車頭。即使如此,波耳人還是爭論著,應該把他當成間諜處死,還是如同他告訴波耳人的戰爭部長路易斯・德・索薩(Louis de Souza),應該把身為記者的他釋放。
審問他的阿非利卡國家律師,是在劍橋受過教育的律師揚・克里斯汀・史末資(Jan Christian Smuts),一開始他反對釋放邱吉爾。「我記得我們見過。」半個世紀後,邱吉爾說,「我又溼又髒。他正檢視我當時扮演的角色……難以決定。」既然邱吉爾直覺表現像是戰鬥的陸軍軍官,而非不參戰的戰爭記者,他被關進牢裡。

十一月十六日,邱吉爾從戰場寄出的六十六封電報與三十五封信刊登在《早報》,但是短期內不會再有新的文章,因為他正前往普里托利亞(Pretoria),住進由學校倉促改裝的國家模範學校監獄。十一月十八日,他抵達那裡時,在一封寫給母親的信的附注寫上:「考克斯(Cox’s,銀行)應該兌現任何我開的支票。」他不認為入獄就該中斷物質享受。

正是入獄這段期間,邱吉爾開始瞭解為何波耳人這麼痛恨英國統治,他歸因於「要求當地人與白人平等的運動引發恐懼和仇恨」。邱吉爾完全不同情阿非利卡人激進的白人至上主義,那與他自己的家長主義直覺完全不同。他寫到一個未來的南非社會,其中「黑人和白人相同……法律之前平等,擁有政治權利」,這個前景激怒阿非利卡人的程度不下於「幼崽被奪走的母老虎」。

對於一個迫切在生命中締造最多可能成就的人來說,鐵條後方的時間簡直要把邱吉爾逼瘋。「我今天滿二十五歲。」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寫信給卡克蘭,「想到時間所剩無幾就很可怕。」他後來寫道:「時間爬行有如癱瘓的蜈蚣。沒有什麼可以消遣。閱讀很困難,寫作,更不可能。比起生命任何一段時間,我絕對更加痛恨被俘虜的每一分鐘。」他在院子運動,沉浸在對於蝴蝶迅速發展的興趣上。⑷ 他也獲准寫信,而且他從權貴寫起。

「我大膽認為,殿下對於收到我來信,而且是從這個地址,將會感到有趣。」邱吉爾在非常薄的監獄紙張上寫信給威爾斯親王,「雖然審查當然不允許我自由書寫……我認為自己在行動這麼早期就被俘虜感到不幸,而我願意書寫一些戰爭的綜合報告。儘管如此,當我看見這麼多的士兵與義勇軍,活生生在我眼前受到這麼恐怖的傷害,我忍不住感激自己還活著,即使成為囚犯。」他說淸空鐵路線「非常危險又刺激」,以及「炮彈在鐵製的車廂之間爆炸碎裂,發出的巨響眞是嚇人」。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晚上,邱吉爾趁著守衛背對的空檔,爬過監獄廁所後方的鐵格圍籬。「我得到結論,我們會浪費整晚猶豫,除非問題可以一次徹底解決。」他後來寫到一起逃跑的同伴哈爾達和中士布羅基,兩人一直猶豫逃跑的時機,「當哨兵轉身點菸斗,我跳上牆壁的壁架,幾秒內又跳下另一邊的花園。我蹲低等待其他人,我以為他們隨時會下來。我在花園的姿勢相當侷促,因為只能躱在幾枝沒有什麼樹葉的灌木後面。不斷有人來往經過,而且屋內亮著燈火。我在花園等了超過一個半小時,等待其他人加入。有一個人兩度從屋裡出來,走在離我七、八碼內的小徑。」三十年後,他告訴利奧波德・埃莫里,「他已經給其他人很多的機會,但他們不接受,還叫他回去(他們透過窗格跟他說話)。他不要回去,所以他們……祝福他。」
已經盡可能等待的邱吉爾,夜裡穿越波耳人的首都,想要走到中立的葡屬東非(今莫三比克)。他必須橫越敵人的土地三百哩,但他沒有地圖、羅盤、食物、錢、武器,也不會說阿非利卡人的語言。他似乎不太擔心沒有羅盤,因為可以依靠星星指路,尤其是一個星座。「獵戶座特別明亮。」他後來回憶,「不到一年前,我在尼羅河岸的沙漠迷路時,它曾經引導我。當時它給我水,現在它應該引導我走向自由。」人們多多少少相信他們的星座; 邱吉爾明確指出是哪一個。

大言不慚的邱吉爾在牢房留下一封信給索薩,告訴他,因為不認為普里托利亞政府擁有任何拘留他的權利,「我決定從你的羈押當中逃脫」。但是,他樂於同意,波耳人對待囚犯還算「正確與人道」,他也保證「當我回去英國的領域,我會公開聲明這一點」。他也謝謝索薩個人對他相當客氣,表示希望「我們很快會在普里托利亞再次見面,而且是不同的情況」。

一年後,他在紐約的沃爾道夫・阿斯特飯店總結當時的逃跑路線。「我走過數條普里托利亞的大街,沒有人發現我,而且我成功搭上一輛載煤的火車,躱在一袋一袋的煤後面。當我發現火車不是朝著要去的方向時跳車。」跳上又跳下火車的邱吉爾此時餓了。他走進深谷旁的一片小果園,希望等到天黑。「有件事情令我感到安慰,」他後來寫道,「世界上沒人知道我在哪裡──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唯一的同伴是一隻巨大的禿鷹,牠對我虎視眈眈,不時發出恐怖又不祥的咕嚕聲。」六年後,他在曼徹斯特告訴中央堂的觀眾,引來大聲鼓掌與笑聲,「煤車載著我走了一段路,然後我半夜跳車,翻了個跟斗,躱在灌木叢中。我就在這個灌木叢裡遇到禿鷹。沒有人會相信我遇到禿鷹。我不在乎有沒有人相信,就是有禿鷹。」後來他告訴他的姪兒,那次逃跑是他人生之中「極為誠心禱告的時候」。「我漫無目的走了好久,受到饑餓折磨,」他回憶,「終於我決定冒險尋求協助。我去敲一扇牛欄的門,本來以為會遇到波耳人,驚喜萬分的是,住在裡面的竟是一個叫做赫伯特・霍華(Herbert Howard)的英格蘭人,最後他幫助我抵達英國的陣線。」

約翰・霍華(John Howard)是英國採礦工程師,邱吉爾稍微改了名字以保護自己。他把邱吉爾藏在礦坑底下三天,裡頭還有老鼠,蠟燭吹滅就會在他的臉上亂跑。那裡還有一位勇敢的英國人丟斯內普先生(Mr. Dewsnap),他和霍華一起把邱吉爾藏在一輛鐵路煤礦拖車,帶他前往葡屬東非的首都洛倫索馬奎斯(Lourenço Marques,今日馬布多〔Maputo〕)。如果邱吉爾事先取消和理髮師的預約,理髮師就不會在隔天早上要來剪髮剃鬍時發現他不在獄中,而拉下警報; 他從監獄失蹤的事也不會這麼早就被發現。他似乎沒想過在監獄裡自己打理自己。波耳人在方圓數百哩內搜索,甚至挨家挨戶尋找,但是未果。⑸

當他在十二月二十二日抵達洛倫索馬奎斯的英國領事館時,武裝的英國人過來保護他,以免再度被當地的波耳人抓走。英國領事讓他洗個熱水澡,並把他的髒衣服燒了。「眞是可惜!」邱吉爾發現時這麼說,「我還想捐給杜莎夫人蠟像館。」他搭船前往德爾班,十二月二十三日以眾人歡迎的英雄之姿抵達。他自己並不知曉,其實當時的帝國災禍橫生,他驚險刺激的逃亡是唯一亮點。英國軍隊至少打了三場敗仗,分別是斯特龍伯格(Stromberg)、馬格斯豐坦(Magersfontein)之役,以及科倫索(Colenso)之役──其中十二月十日至十七日,惡名昭彰的「黑色週」(Black Week),有兩千七百名士兵傷亡或被俘。

熱情興奮的群眾在碼頭歡迎邱吉爾,他立刻爬上人力車,即興演講。「我們正在激烈對抗巨大的軍事力量,」他說,「那股力量決心不計代價,把英國人打出南非,滿足其狂妄的野心。」群眾高聲:「絕不!」接著又有一個聲音大喊:「絕不,我們有你這樣的漢子!」邱吉爾繼續:

南非的人民、開普殖民地的人民、納塔爾的人民,決定是否要在這個國家降下英國的旗幟。當我看見周圍像這樣的群眾,如此的決心與如此的熱情,我很滿意,無論困難,無論危險,無論蠻力,我們最後一定會成功。

歡呼的聲音更大,一個老人大喊:「上帝保佑你,孩子。」

接下來幾年,對於邱吉爾英勇的逃獄出現許多質疑。一九一二年有一件誹謗訴訟,宣稱他刻意把哈爾達和布羅基留在監獄。布羅基在邱吉爾走了之後,確實指責他丟下同伴。但是一九三一年四月,在邱吉爾出版《我的早年生活》並提到這段逃獄後,哈爾達指出,軍人的法令有一條規定(用哈爾達的話),「如果任何軍官淪為囚犯,看見逃跑的機會而不把握,可以因此懲處他。」邱吉爾看見他的機會並牢牢把握,但是其他人沒有。如同他會在《我的早年生活》承認,逃跑及隨之而來在英國與世界的盛名「將為我後來的人生奠基」。
 
作者注:
⑷蝴蝶專家修・紐曼(Hugh Newman)後來描述邱吉爾,「如果不是羽翼飽滿的鱗翅學家,至少也是該領域的門徒」。(FH no.89 p. 35)


  ►►本文摘自:《邱吉爾:與命運同行